一丘之貉说曹刘-【资讯】

发布时间：2021-08-02 20:15:49 阅读：次来源：杏仁厂家

作为晋之史官，陈寿在撰志时，多有为司马氏讳之曲笔。这是一个疵点。但也只是一个以今人眼光来论之疵。毕竟身处封建专制之旧时代，以完全公正客观来要求陈寿可谓苛责。那种年头，达官贵胄倘且常因利害之争或一言不慎而满门遭戮，区区一介史官，敢于忤逆天朝，等于不要自己的脑袋了。然正因为此，反更见出陈寿撰时的种种非凡胆略与勇气。书名三国志，即已表明他将从晋之角度看纯糸伪逆的蜀、吴与曹魏同等看待，这已是非凡之举了。在志中，他基本客观地评价了刘、孙、曹三家，且不避忌讳，大量收录在蜀中称帝时，蜀臣蜀民的上进书、表，巧妙地表达了他对刘备的尊崇之意。这固然与陈寿原为蜀吏有关，也是他在心理上仍然潜伏着刘汉正统观的迹象之一。相反，对于魏主曹氏父子们，他虽然不同于一般民间或史籍那样大张挞伐，并多少略去一些的奸邪行迹，但同时也略去了即帝位时的劝进表奏等记载。这与对刘备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陈寿的政治倾向。这真是煞费苦心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而处于的罗贯中，他来演义三国时，自然不必如陈寿那般有所顾忌了。他完全可以更公正地来表现那一段史实（当然，作为小说家亦完全不必拘于历史真实来营构作品）。然而，被誉为七实三虚的（我觉演义之虚实恐只能对半而论）演义，作者的政治倾向性似乎太偏了些。出于作者政治观及人生观的需要，强烈贯穿着全书的扬刘贬曹之倾向，支配着作者苦心经营，一味穷写蜀汉之正之忠，一味狠斥曹魏之伪之奸，几乎到了完全不顾史实（当然这并非绝不可以）与艺术辩证法的地步。以至于我们无论从读史或读文学角度出发，感情上都可能与罗贯中本意相同，不知不觉地将屁股坐在了刘蜀一边，为刘氏天下忧而忧，为刘氏天下乐而乐；以至读演义至后半，越读越沮丧，越读越悲凉。

然一旦掩卷，许多人的理智就开始诘问自己，难以完全与刘备认同。或许这仅是我个人的感觉也未可知。我重读演义有一个相当突出而近于逆反的心态：越是罗贯中重彩浓墨大肆渲染彰显的人物，我越发觉得不太可亲不太可信。究其因，前述之“妆孔明之多智近妖”是一，而“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”（语）是同一干枝上的又一枚青果。这一现象从艺术创作角度而言，可说是再一次证明了缺乏辩证观念于创作的伤害。有如今世的许多文艺作品，出于政治的或艺术观之偏狭，人物总是被一味单侧面地拔高，写好则好到天上，写坏则坏到脚底，毫无感染力可言。但须强调的是，我确信罗贯中将刘备写成一个扁型人物决非艺术功力不逮，更非他不懂艺术规律，实在是为其世界观所左右而不得已罢了。如刘备这个人物，之所以被认为正统，无非因其姓刘，以今观之，姓刘又如何？谁规定了天下必得刘氏得之？早在得天下之前，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便曾振臂高呼“王候将相宁有种乎”？至三国时，刘氏天下早已气息奄奄，此时谁能号令天下，有利于国家统一稳定，谁就有理由治理天下，何必非刘莫属？曹刘同为汉臣，政治主张也并无原则差别，正如鲁迅所言：“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，可以肥己时就肥己，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，可以称尊处就称尊。”本质上完全是一丘之貉，演义从“王道”、正统观出发，过份扬刘贬曹，总令我有偏颇之感。

当然，从创作角度看，演义作为小说，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是无可厚非的。但一定的思想应通过相应的艺术典型来体现。演义化了百倍的气力来塑造的刘备这个“宽仁爱民”、令人民“心悦诚服”的“王道”的化身，却由于作者过于人为甚至不顾事实肉麻虚饰而反而是不成功的。演义在写刘备从新野、樊城撤退一章中，这一点表现得尤其过份。作者笔下的刘备对老百姓之关心竟至不惜个人安危的地步，而老百姓对刘备也竭诚爱戴，宁可随他去死也不离开他。这一情节既无史实，更不符合一般情理，刘备再怎么，毕竟还是一个军阀，他无时不在想“申大义于天下”，为此他连年征城掠土，不知使多少生灵涂炭，焉有舍命护百姓之理？尤令我恶心的一个情节是（此糸演义虚构，并无事实）：“一日，到一家投宿，其家一少年出拜，问其姓名，乃猎户刘安也。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，欲寻野味供食，一时不得，乃杀妻以食之……玄德不疑，乃饱食一顿……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，臂上肉已割去……玄德不胜伤感，洒泪上马。”瞧，为表现刘备之得人心，捏造出这么一个血淋淋的细节。谁知效果适得其反，除令人恶心，还反衬出刘备的残忍。吃了人肉，竟毫无谴责或表示，“洒泪而去”而已！倒是曹操，事后闻此，“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”。

与刘备形成鲜明对照的曹操，对其评价历来争论不休。而且贬者多而褒者少。我倒觉得，且不论史实中的曹操其实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著名军事家、政治家和杰出的诗人，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，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作用。仅就演义来看，我越读越觉曹操作为一个艺术典型，固然有其可恶可恨处，但较之刘备，却也不乏“可爱”之处。最根本的原因恰恰也在于演义出于政治偏见，并没有把曹操按历史本来面目来处理。而是将他写成一个历史上所有“乱臣贼子”的典型。曹操性格如此复杂、深刻，是作者充分艺术加工再创造后的人物，已不复历史上的真曹操所能包容。这个形象体现了历史上其它“乱臣贼子”的某些特征；这种“典型化”而无所忌讳的艺术手法多侧面而立体地活化了曹操的形象。使得明明不真实的他，获得了极高的艺术真实性。

此外，作者在对立中表现人物，原意恐怕是想将其与刘备对比着写，以曹之奸来彰显刘备之忠，结果却由于种种原因，反而倍显了刘备的伪。如作者借刘备对庞统的话说：“操以急，吾以宽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谲，吾以忠：每与操相反”。岂不正好暴露了刘备的阴险与韬诲之奸吗？而作为一个艺术典型，刘备也由于作者主观意图的固执、拘谨而显得单薄偏弱，恰恰成了曹操的“陪衬人”。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也。

比较演义，三国志中的曹操完全是一个正面形象了。显然这也有不可信处，原因如前所述，在于陈寿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地位的关系。然毕竟是一个有责任感与道德感的史家，凭心而论，陈寿相对于小说家之罗贯中，写作态度到底是严肃得多了。三国志对曹操的描写或许不算是很客观的，却也未必有多少粉饰。陈寿对曹操的评价读来亦觉公允：

“汉末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而虎视四州，缰盛莫敌。太祖运筹演谋，鞭挞宇内，掣申、商之法术，该韩、白之奇策，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矫情任算，不念旧恶，终能总御皇机，克成洪业者，唯其明略最优也。抑可谓非常之人，超世之杰矣。”

顺便说一句，以前总以为曹操的确是一个“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”的极端利己主义者。可以说这句名言是天下人最恶操之为人之处了。因为它是起因于演义中一个令人发指的情节，即曹操出逃路上，吕伯奢为招待他出外沽酒，他因多疑，闻屋后人（为款待他）杀猪声，疑为加害而一气误杀8口人，后明知错了，索性又将好心的吕伯奢杀了。并在此情形下说了上述那句名言。

此事自然不见于三国志。但不能说这情节完全是罗贯中的虚构。《孙盛杂记》曾记载此事云：“太祖闻其食器声，以为图己，遂夜杀之。既而凄怆曰：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。遂行。”